马黎:乾隆帝又来杭州刷存在感了,这回发现的诗跟他吃早饭有关
“乾隆帝当年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吃早饭。”
2024年3月20日,站在西湖边的丁家山上,耳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句话。
说话的人是倪小蒙,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。前几天,他在中心公号发了一篇文章,这是一条新闻——
丁家山,在如今的西湖国宾馆内,一座小山,海拔只有42米,还没有出汗我就爬到顶了——不用爬,拾阶而上就到了。
不过,老杭州知道丁家山,一是因为这个“西湖第一名园”,也就是“刘庄”。另外,可能还因为“康庄”康有为。他在山上买地建了别墅“一天园”,在家门口的山石上镌刻了“蕉石鸣琴”和“潜岩”。西湖国宾馆里这处景点,可以俯瞰整个西湖,幽静,自带名人气场,在杭州城里一直很有名气。
乾隆帝听到这里,估计有点着急——康有为先生把我的“蕉石鸣琴”搞错了!
有诗为证,诗,就刻在那块无人读过的石头上。
在杭州发现乾隆的“字”不算稀奇,六下江南的他,每次来杭州,在喜欢的景点都要写首诗,有时候,是来六次写六次的那种爱。比如我们之前写过的寻找真黄龙洞的故事,五次到访,每次一首诗。
丁家山也是如此。清《皇朝通志》中记载,乾隆一共在丁家山题诗五首。
这一次发现了三首。
不过,是不是爱,就很难说了,应该是爱恨交加。
西湖国宾馆的北门,有个上山口,“丁家山”牌坊立于山林间。拾阶而上,慢悠悠不到5分钟走到半山腰处,石壁上,“蕉石鸣琴”四字题刻,饰以红色,显眼突出。题刻高100厘米,宽40厘米,楷书,竖向阴刻,每字二十五厘米见方,沟底刻法。落款:庚申三月康有为。
1916年夏,康有为受浙江督军吕公望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邀请,入住刘庄。过去,他来高庄玩的时候,就跟女儿同薇讲:想在这幽胜处卜宅而居。这次,看到刘庄如此风景,果断在隔壁丁家山购园地30多亩,在此安家。不过,1920年春夏才开始修路,1921年才完工,折腾了四年,取名“一天园”,其中就包括了这处“蕉石鸣琴”。
这个好听的名字,当然不是康有为首创的。
“蕉石鸣琴”是清西湖十八景之一,始于清雍正朝。
它的兴建,跟那个很有名的清朝官员李卫有关,他在浙江当了八年总督,组织疏浚西湖。编修《西湖志》的同时,注重对西湖景观的营造,最著名的动作,就是增修西湖十八景,比如集贤亭,还有“蕉石鸣琴”。
清雍正《西湖志》卷四里记了这件事,有一段描述:“舫前奇石林立,状类芭蕉,题曰‘蕉石山房’。石根天然一池,泉从石罅出,淲淲作声,演清漾碧。临池复置小轩,颇极静洁。”
李卫很懂西湖,真正的美,是不露痕迹,自然流露。
这段“蕉石鸣琴”的描述,倒是加入了人文因素。
康有为当然知道这处胜地。
↑1911年,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制出版《西湖风景》相册 蕉石鸣琴
不过,有没有感觉造景有点太努力了。
到底还是乾隆帝懂。
他6次来杭州,每次住上七到十天,基本上住在一个大别墅:西湖行宫。
如今,我们沿着孤山路走一走,尤其在中山公园,依然能看到西湖行宫遗址。2008年到2009年,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行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,确定西湖行宫的范围,南至西湖,北至孤山山脊,东至今天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,西至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。行宫内以垂花门、奏事殿和楠木寝宫为主线,东西两侧建有寝宫、看戏殿、箭厅、阿哥所、藏经堂、后照房及东西茶膳房等。
从行宫坐船,很快就可以到达对面的丁家山。
我们在文献里看到,乾隆帝为丁家山写了五首诗,但是,一直没有发现题诗的原石。
今年年初的一天,倪小蒙在丁家山做文物的日常巡查。那天下午,光线很好,他经过靠近山顶处的一方水池,阳光斜斜地照在水池边的立石上。
这些年采访摩崖石刻爱好者,经常会听到同一句话:“好像有字!”。
这么一句普通的话,我们听来可能无感,但访石者在那一刻,可以说是心惊肉跳。
“隐隐约约,感觉有字。”倪小蒙也说了同样的话。
水池常年有水,还挺深,距石头有一段距离,一般不会有人靠近,只会远观。他请国宾馆工作人员帮忙把水抽掉,经过专业调查,在两块相近的立石上,发现了三处字龛。摩崖所在岩石为石灰质岩体,经过确认后,是乾隆第一次(1751年)、第五次(1780年)和最后一次南巡时(1784年),来丁家山写的三首御诗摩崖,分别为:乾隆辛未丁家山诗,乾隆庚子丁家山口号,乾隆甲辰丁家山诗。
更重要的是,三首诗都是为“蕉石鸣琴”写的,“白石”“绿蕉”“鸣琴”,全在诗里。而他这三次来杭州,前后经历了33年,从40岁到73岁,这个景点的名字和地位,根深蒂固。
面朝这两块刻着乾隆御诗的石头——我5.2的视力,也不太看得清楚。虽然没有康有为题的那圈石头大,但错落叠嶂,也呈蕉叶之姿,更重要的是,泉流,鸟鸣,山幽,自然之美,无需修饰。
到底是乾隆帝懂,所谓鸣琴,并非人在抚琴,而是“设云泉响如焦尾,听作南风解阜音”。
也就是说,这才是李卫当年打造的真正的“蕉石鸣琴”所在。这个景点在乾隆时期一度兴盛。
显然,康有为找错了位置。他题刻的“蕉石鸣琴”,其实就在乾隆题诗处“楼下”,几步台阶的时间,不到1分钟。
不过,也不能说康有为没找到。
乾隆题诗的崖壁旁边的立石上,还有两处显眼的题记—— “康山”“潜岩”,刻于一块岩壁之上。岩壁高3.9米,宽4.3米,竖向阴刻,落款“南海康有为”。
不过,这处“康山”,不是他写的。
在这里安家后,康有为经常请老友来玩,比如结交三十余年的尚书沈曾植、晚清四大词家朱强村、晚清诗人陈三立等。他们游玩了这一带的景色后认为,这里都已是“康圣人”的山了,何不谓之“康山”。康有为认为言之有理,想请沈曾植来题写。
沈曾植婉言谢绝。康有为认为自己题写“康山”不合适,又写信给沈:“西湖水上步沈寐翁尚书兄却寄:烟深不见北高峰,独泛扁舟写旧踪。可惜寐翁不携手,钱江风雨见鱼龙”。沈曾植读罢,再不能拂却老友之情,写下“康山”,后来镌刻于此。
然而,谁都没有注意到,乾隆帝的诗,就在他们“对面”。
故事讲到这里,康有为的戏份好像有点多,其实这次新发现的男主角,还是乾隆帝。
三首诗讲完了,有个隐藏的核心问题,个么另外两首诗,刻在哪里?
文献记载,乾隆二十七年,他第二次下江南,也就是1762年,来杭州照例在丁家山题御诗。
还有一次,1765年,第四次下江南,也在丁家山写了一首,但这首诗,在《乾隆御制诗文全集》等相关文献之中均未收录。
是不是有点奇怪。
我们不能替历史回答,但起码可以知道那年来杭州,来丁家山,发生了什么。
刚才我们提到,乾隆题诗的三块摩崖,其实是惯性视角的“背面”,但对正在吃早饭的乾隆帝来说,那就是西湖美景的正面了。
1765年,乾隆旅行团到达杭州的时间:闰二月初七日。
谁跟着他一起来?《拨用行文底档》里查了查名单:皇后、令贵妃、庆妃、容嫔、永常在、宁常在,一共六位。
这份名单里的大部分妃嫔都在上升期,而且前两次,令贵妃都随行了——令贵妃,也就是《延禧攻略》里吴谨言演的大女主魏璎珞。
《延禧攻略》里温婉的庆妃,在现实中,确实和令贵妃是最后赢家。令贵妃的三个儿子里,有一个是被庆妃抚养的,即后来的嘉庆。据嘉庆幼年种痘的记录,在乾隆三十年之前,他就已经有养母了。所以第四次南巡的时候,显然令贵妃与庆妃是同盟。
再说皇后。
二月初十日,正好是皇后48岁生日,皇上在来杭州的路上为她办了“生日趴”——千秋节。
但有时候,蛛丝马迹会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,比如吃。
我在乾隆三十年的膳底档中,查了查他们这次南巡每天吃了啥。在常州的天宁寺吃晚饭时,皇上赏了皇后鸡丝炒燕窝一品,挂炉鸭子挂炉肉一品,令贵妃火熏炖白菜一品,庆妃肉片醋溜燕笋一品,容嫔糟萝卜一品。
闰二月十八日,这天的膳档里,出现了不同于前几日“西湖行宫”、“凤凰山”用餐的地方:蕉石鸣琴。
这个文献记载,现在有了对应的真实定位。而乾隆帝“吃早饭的地方”,推测就在我们新发现题诗摩崖上坡的位置——如今,这里是省文保单位“毛泽东读书处”。
这或许可以解释,为什么乾隆会在“背面”的石头上题诗。从他吃早饭的视角往下看,题诗的“蕉石鸣琴”景观就在眼前,再远望,西湖和整个杭州城,一览无余,极佳观景位。
这天的早饭吃了什么?
也就是说,这天早上在“蕉石鸣琴”吃完早饭,皇上还赏了皇后一道攒盘肉,彼此还有互动。
吃好早饭,乾隆帝的行程是到上天竺游玩,晚上回来。
再看第二天的早饭。
早上赏令贵妃炖豆腐一品,庆妃燕窝锅烧鸭子一品,容嫔羊肉片一品,之后几天,赏菜还经常性集体加量。
只是,再也没有皇后了。
这说明,在闰二月十八日在“蕉石鸣琴”吃早饭后,吃晚饭之前,皇后就出问题了。
我们查看当日的“上谕档”,有这么一条记载:“旨派福隆安扈从皇后先行进京,所有沿途需用马匹纤兵务须足额预备,如一时河兵应用不及,即慎选民夫协同河兵牵挽。”
当天,皇后被福隆安遣送回京了。
福隆安是孝贤皇后(已经去世的前皇后富察氏)的侄子,纯惠的女婿,淑嘉准儿媳妇的哥哥——皇上连送她一程的人选都避嫌。
在“蕉石鸣琴”吃饭的这一天,成了那拉氏的人生转折点。
我们看看这天之后,发生了什么。
清宫《上谕档》详细记载了送皇后回京后,乾隆的安排——三月二十三日,乾隆谕令福隆安务必在皇后入京前,在途等候英廉传旨。而英廉所传旨意,很有可能是乾隆在回请安折中的朱批旨意。
我们仔细看,其中,他交代了那拉氏走回翊坤宫后殿的路线,“再他(继后)到宫之日,你接至斋化门,同福隆安随进,由苍震门、基化、端则门走至翊坤宫后殿”,还让各位阿哥公主福晋一起听着福隆安宣读圣旨,也就是说,他让皇后当着自己孩子的面,听取她的处理意见,一点面子都不给妻子,嘱咐福隆安,“他(皇后)怎么听,作何光景,一一记下。”
等到传好旨了,他又交代福隆安,把翊坤宫后殿封锁,“(皇后)在翊坤宫后殿养病,不许见一人……每日进茶饭,开齐礼经管。他宫里老实女子拨两名进去,也不许换。其余女子并活计都搬到端则门暂住,翊坤宫留老实太监十名,别人不许一个在内。”
他把皇后软禁在翊坤宫后殿,不许任何人探视,身边仅有两名侍女服侍,连一日三餐也只能吃宫中最普通的“大锅饭”,也就是茶膳房茶饭。
两个月后,四月二十一,乾隆回京。五月初十,在大臣们极力劝谏之下,乾隆虽然放弃了废后,却谕旨,晋“魏璎珞”令贵妃为皇贵妃。
五月十四,乾隆又放大招,让人收缴了那拉氏的四份宝册——皇后、皇贵妃、娴贵妃、娴妃,共四份,剥夺了皇后在宫中的身份,以及地位,并且连手下宫女也逐步削减。到了七月,继皇后手下已经只剩下了两名宫女。
乾隆虽没有褫夺她的皇后封号,但这个后位已然“不废而废”。
乾隆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未时,也就是从杭州回北京后的第二年,皇后病逝,终年49岁。
当时,乾隆正在木兰围场秋猎,听到皇后的死讯,他也没有停止秋猎返京,只是下旨以皇贵妃葬礼规制下葬,并且明确指出,“已属朕格外优恩”。
实际上,那拉氏的葬礼比皇贵妃的级别还要低。
如果你现在去清东陵,在裕妃园寝,他一生正式册封的后妃一共41位,皇后那拉氏死后竟然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,竟然借用了纯惠皇贵妃(苏佳氏)的地宫,和她共用一个墓穴,挤在一块儿,清东陵里那个被破坏得很严重的,就是那拉氏的棺椁,待遇很惨。
乾隆皇帝还取消了那拉皇后的神牌,也禁止对她进行祭享,入葬以后也只字不提。根据内务府档案记载,整个丧事仅用银207两9分4厘,还不如一个低级朝廷官员。
还有一事。
我们现在能看到很多妃子的画像,其实它叫做“心写治平图”,从皇后到各个妃子,都有一个标准的画像,但41位里,却没有那拉氏的画像。
这还不算狠的。
最狠的是,目前,我们在任何一件乾隆时代的绘画作品中,都看不到那拉氏皇后的真容,也就是她的脸,不论是单人的,还是群像,都被销毁、抹去或删改,200多年后,我们连这个继后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
看到这里,现在你应该懂了,乾隆三十年的那天,杭州的“蕉石鸣琴”,继皇后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侍驾者的名单中,也是最后一次被皇帝宠爱。
在“蕉石鸣琴”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,以致于皇帝彻底和皇后断绝,在回京,在她死后,皇帝还做了一系列决绝的事情?
除了膳底档里的惊鸿一瞥,“蕉石鸣琴”和乾隆、继皇后之间,目前看不到其他记载,也没有遗迹留下。
乾隆后来在上谕中说:“去岁皇后一事,天下人所共知共闻。”但其实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恐怕并不多。
但那天在杭州发生的事,乾隆自己还是说了。
目前存留的宫廷档案中,作为继皇后当时最重要的本家血亲,继皇后的侄子、副都统讷苏肯,在乾隆三十年六月二十日,收到了乾隆写给他的上谕密信(原档为满文),请注意发信的时间和地方——时间是乾隆三十年三月初三日,由高宗行辕发出——可知当时收到一封信要3个月。
信中,高宗这样说:“前近,朕恭侍皇太后驾临杭州,正欲返回,于启程前之日,皇后忽然想要出家,肆行翦发。身为皇后,所行如此,着实不像话。”
划重点:出家,剪发,不像话。
完蛋,谁知道过了十多年了,乾隆皇帝的怒气还没消,金从善被砍头。
但在怒斥金从善的谕旨中,我们发现,10多年之后,乾隆首次透露了乌喇那拉氏皇后失宠的原因:“国俗忌剪发,而竟悍然不顾,朕犹包含,不行废黜。后以病薨,止令减其仪文,并未削其位号。”
后来《清史稿》中短短26字,也提到“剪发”一事。
罪魁祸首,就是皇后剪发。
在场所有人大惊失色。剪发,真的后果这么严重?
没错,大忌。
在满洲旧俗中,主人或者尊长去世时,作为属下或者晚辈,要截发(剪发)表示惋惜。比如顺治帝崩逝,官书便记载,“圣祖仁皇帝截发辫,成服。王以下文武各官,固伦公主、和硕福晋以下宗女,佐领、三等侍卫命妇以上,皆成服。男摘冠缨,截发辫,女去首饰,剪发。”所以乾隆才会说,“自行翦发,则国俗所最忌者”,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宗怒斥皇后在皇太后面前没有恪尽孝道了,因为只有在皇太后去世时才需要剪发,你这不是诅咒太后去死嘛。
皇后为什么要这么做?
不知道。目前所见史料中几乎没有明确记载,史料中记载非常隐晦。
《东华续录》中收录了一道乾隆皇帝的谕旨:
“皇后自册立以来尚无失德,去年春,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,正奉欢洽庆之时,皇后性忽改常,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守孝道。比至杭州,则举动尤乖正理,迹类疯迷。因令先期回京,在宫调摄。经今一载有余,病势日剧,遂尔奄逝。此实皇后福分浅薄,不能仰承圣母慈眷,长受朕恩礼所致。若论其行事乖违,即予以废黜,亦理所当然。朕仍存其位号,已为格外优容。但饰终典礼不便复偱孝贤皇后大事办理。所有丧仪可照皇贵妃例行。”
皇后疯了——这是乾隆的看法。
可见乾隆也对皇后无来由地断发难以理解,他甚至怀疑皇后被“下了降头”,做出一些“邪道踪迹”,命令王成“将皇后所有一切东西,在宫、在圆明园者,俱查明封贮”。
而她的失宠,连带整个家族都受到牵连——曾在皇后一生最美好的那年,乾隆十三年,被抬入正黄旗的那拉氏一族,在乾隆三十一年,被贬回镶蓝旗,顺带连世管佐领的身份也剥夺了,两个世管佐领都在乾隆三十一年被改为公中佐领,继皇后的本家也就彻底没落了。
乾隆皇帝觉得自己对皇后已经很宽容了,没有废后,只是降低了葬仪标准。但究竟皇后为什么忽然“疯了”,他一字未提。
“疯了”是不是事实,还只是托词,皇后究竟为何如此,依然无人可知。
(部分图片来自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中心)
【参考资料】
《清史稿》
《清行宫遗址调查报告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
《两件乾隆时期的请安折及相关史事》黄曲 张冬妮
《紫禁城》2014年第3期
《清后妃系列·高宗继皇后》橘玄雅